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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越洋航班上下來的那一刻，浦東機場正在下著一場連綿的秋雨。
沒有電視劇里那些歇斯底里的崩潰，也沒有躲在洗手間里抱頭痛哭的橋段。
我只是木然地站在行李轉盤前，看著那個貼著大紅色“重物”標簽的黑色行李箱轉了一圈又一圈。
最后，我走過去，將它提了下來。
箱子很重，里面裝滿了我帶給他的東西。
有他在視頻里隨口抱怨過這里買不到的家鄉特產，有我跑了三個老城區才買到的他最愛吃的那家臘腸，還有我親手織了兩個月、拆了又補的深灰色毛衣。
但我沒有機會把這些東西交給他了。
在那個長達八個小時的、沒有任何網絡信號的廉價航空機艙里。
我已經變成了一個被他單方面宣判死刑的囚徒。
走到接機口，我爸媽派來的司機已經撐著傘在那兒等我了。
“徐小姐，先生和太太本來要親自來接您的，但下午公司有個緊急的會沒結束，讓我先送您回長寧的公寓。”
司機老李恭敬地接過我的行李箱，替我拉開車門。
“沒關系，麻煩李叔了。”
我坐進那輛黑色的轎車后座。
空調的暖風徐徐吹在我的小腿上，但我卻止不住地打著寒戰。
其實，我家境一點都不差。
我爸媽在本地做了大半輩子的建材和軟裝生意，家里的資產足夠我這輩子不用為了五斗米折腰。
我在長寧區有一套自己名下的復式公寓，大學畢業后，我在一家知名的外企做著朝九晚五的品牌策劃。
但我從來沒有在他面前刻意顯擺過這些。
原來，他甚至在潛意識里，把我當成了一個企圖依附他來改變命運的累贅。
他用一種高高在上的語氣，打發了一個剛剛跨越了一萬公里、滿心歡喜來奔赴他的傻子。
回到公寓。
我沒有開燈。
我把那個裝滿禮物的黑色行李箱，連同我在這段感情里所有的卑微，一起從五樓的垃圾通道扔了下去。
聽著重物砸進垃圾桶的發出的那聲悶響。
我沒有哭。
眼淚在毫無希望的環境下，是一種極其奢侈的浪費。
我只覺得累，一種深入骨髓、把靈魂都抽干了的疲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