女德學校查封那天，下了小雨。
母親站在大門外，雨水順著傘沿滴下來。
她沒進。
門口圍了很多記者，長槍短炮對著那扇貼了封條的鐵門。
有人認出她。
“周律師，請問您打這個官司是因為女兒嗎？”
她沒回答。
“有傳言說您女兒也曾在這所學校就讀，是否屬實？”
她沒回答。
“您打這個官司是贖罪嗎？”
她站住了。
轉過頭。
“我是因為虧欠。”她說。
“她是我女兒。我把她送進去，現在她沒了。這個案子我不打，誰打？”
記者還想問，她已經走進雨里。
那天下午她去了墓園。
雨停了，風還冷。
她一個人站在碑前。
沒有帶花，也沒有帶吃的。
她只是站著。
“恩恩。”她說。
“學校關了。”
“校長判了七年。”
風把她頭發吹亂，她沒理。
“你小時候問我，媽媽你為什么要當律師。”
“我說，因為可以幫到很多人。”
她頓了頓。
“這二十年我幫了很多人。”
“唯獨沒幫過你。”
碑上沒有回應。
她站了很久。
直到守園人過來，說快閉園了。
她點點頭，轉身。
走出幾步，又停住。
她回頭看著那塊碑，看著碑上那張十七歲的登記照。
“恩恩。”
“媽媽下周還來。”
律所的人發現她變了。
以前她接案子，挑勝算高的。
現在她接的，全是封閉式學校、體罰、非法拘禁。
勝算不高，賠償也少。
助理說，周律，這種案子我們接一個虧一個。
她說，那就虧。
助理說，所里要發不出工資了。
她把自己那張存了二十年的卡推到桌上。
“先從這個卡里支。”
那是她給我準備的留學基金。
三十二萬。
沒花出去。
第一筆款項撥給了一個從河北某女德班逃出來的女孩，十七歲，父母不管，沒人接。
母親托人把她送到山東老家一個遠房親戚那里，繼續讀高三。
女孩上車前，回頭看她。
“周阿姨，”她說，“你是個好人。”
母親沒說話。
她只是把她的手機號寫在女孩手心里。
“有事打電話。”
女孩點點頭，轉身走了。
母親站在車站，看著她瘦小的背影消失在檢票口。
她想起二十三年前，送我去幼兒園。
我背著小書包，回頭朝她揮手。
“媽媽早點來接我！”
她說好。
那天她開庭開到晚上八點。
接到我時，我已經在門衛室睡著了，臉上掛著淚痕。
她沒有道歉。
她只是把我抱上自行車后座，說抱緊了，回家。
那一年我四歲。
二十二歲那年，我給她打最后一通電話。
我求她帶我回家。
她沒有來。